尽管清代开始，我国的“房中术”研究逐渐销声匿迹，成为道家某些方术之士的专有，人们对性讳莫如深，渴望了解它，又羞于谈起。直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建立民国后，中国才开始提倡性教育。1912年，当时的《教育杂志》刊出《色欲与教育》一文，批评对“性”的消极抑制，主张积极地加以教导。那时性教育称色欲教育，有一篇题为《教育上之色欲问题》，提出“消极之防，危害甚巨”，“戒除隐秘主义”，“以公然讲授为得策”。1920年，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在《教育杂志》上介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哥罗教授的《性教育》一书，他把性教育的内容归纳为：个人的性卫生、社会病、病、社会的罪恶、卖淫、私生子问题、性道德、性的卑视问题、结婚问题、优生学。1923年，《教育杂志》出版了“性教育专号”，1925年又编辑出版了5种专论性教育的书，有《性教育概论》、《性教育的理论》和《性教育与学校课程》等。书中提出：“性教育实为校内校外合力工作，使青年对于自身性欲问题得到正当解决的种种计划的总名……人类既是两性动物，一生当中的一举一动无不与性有关系……两性生活乃是人生最重大、最富于兴味的生活，两性生活的根基，即在于恋爱。恋爱与生活，一而二，二而一。”?
那时，我国最早的性学博士张竞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美的哲学和性心理学等课，在报上开展爱情观的大讨论，又组织北大的“审美学社”、“壮游旅行团”和“优生社”、“性育社”，编撰《性史》。校长蔡元培还邀请美国性教育专家来校演讲，这些都是性学首次进人大学校园，特别是登上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的讲坛。
“哈佛三杰”中的吴宓和陈寅恪对性学也颇有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在美国留学，曾和同在美国的洪深讨论过性学。陈寅恪说：“男女之间的情事性事，中西各国皆有许多学者加以研究，著述宏博，已经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洪深说：“中国的医学家早就著有性病的专著，那是从防治性病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性行为，而在西方，近世则有性心理学的研究，美国的霭理士就有《男与女》、《性心理学研究》等多种著述。”陈寅恪认为“人类的色欲皆有其定轨，凡情欲不能用于正常之处，便会有异事邪念发生”。吴宓提出“这应该翻译为性欲倒错，或者叫性恶态”。陈寅恪说：“又或欲深不遂，非以其他手段来帮助，不能尽意，如春药、御女车，或者鞭烙女体，使之负痛难忍，以达到恣欲之目的。”他还说：“大凡男女成年后，即当嫁娶，此乃人类进化之规律。如若反其道而行，则常会有邪恶之事发生。”又说：“医学家认为，凡男女成年而情欲不遂者，多性情反常，或则染手淫之病，或则神经上有疾，因而性情乖戾，暴焊恣睢，又或忧郁佗傺，英华衰歇。比如，寡妇、太监，则其性行多凶悍、孤僻，这都是因为情欲不遂所致。因此，欲改良社会而造福人群，必以防止迟婚、不婚、独身，使怨女旷夫绝迹为先务。”这些大学问家，议论色相之举，亦是学问中事。
上海是我国早期的性学研究基地，1926年出版了德国医学家、性教育的先驱者罗乃戴尔博士的《性与教育》，1934年出版了美国著名性学家霭理士的《性心理学研究》和夏南教授的《性教育指南》，当时美、英、德、日、俄等国性教育的代表性著作，商务印书馆都有中译本。国人自撰的性教育书也接连问世，如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南洋大学监禁柴福源著的《性教育》和《性学ABC》，商务印书馆出版周建人的《性教育》等。1948年，上海《家》杂志出版了美国医学博士雷婉的《医生对新娘的一夕谈》和美国儿童研究会的《儿童的性问题》两书，前者对新婚夫妇所需的性知识作了相当具体而正确的描述，后者是对儿童常发问的或对儿童进行性教育常遇到的问题，作了具体扼要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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