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20世纪80年代，性教育才重新叩开“性禁区”之门。敲门砖就是60年前周建人发表的《性教育与家庭关系的重要》一文。1981年周建人在重新刊载这篇文章的“后记”中说：“时间虽然过了60年，社会也经历了两个时代。但对性教育的问题在我国一方面还蒙上一种封建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由于西方生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的侵蚀，许多男女青年没有正当的性的教育而染上恶习。如果不进行正当的教育，无论对于青年个人的生长发育和道德品质，还是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是有极大妨害的。这种教育需要通过父母和教师，循其自然地进行。教育的方法就是要用科学知识来战胜愚昧，使儿童和青少年对性的本能既不视为神秘和猥亵、又不养成恶劣的习惯，使他们养成高尚的思想品德和科学的卫生习惯。”
作为国家领导人，周建人和吴阶平继周恩来总理后，再次重申性教育是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相关的大事。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也提出了宣传性知识和性科学的要点，以多种方式在全国开展性知识教育，包括性生理、性活动、怀孕、避孕、性病的预防及性的社会问题等内容，举办性科学和性医学的培训班，授课内容大致有：性科学发展史与主要成果，男女性生理、性心理、性反应，男女性功能障碍及治疗，青少年性教育，婚恋中的心理问题，性咨询门诊开设，性变态的发现与诊断，性病防治，性犯罪心理与预防等。
封闭的性教育在中国解冻后，逐年加温，20世纪80年代末，性教育和性研究引人大学校园，国家教委也发出通知，正式要求全国中学迅速开设性教育课程。来华考察的世界卫生组织髙级官员感叹道：“公开谈论性科学、性教育，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从此，性学和性教育的书籍大力出版，报刊、电台和电视台都设立了“性”的专题栏目，不但西方的性学名著不断译成中文出版，世纪之交，我国还涌现出一批“21世纪的张竞生”，如李银河、阮芳赋、刘达临等，他们在世界性学论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各地都先后成立了性教会和性学学术团体，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性学研究方兴未艾，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当然在前进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中国在性学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性教育的地位尚未真正确立；性科学与色情的界限不清，有些地方存在对性教育正当活动和非法谋利行为一刀切的现象；性学研究和性教育发展缺少总体规划；性领域也受到商品大潮的冲击，性保健品中伪劣产品泛滥成灾。现代中国的“性”大门已经叩开，只要全社会重视性教育，性知识必将普及，性学在中国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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