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在法国留学7年，正赶上西方性解放浪潮。1921年学成归国，任广东潮州金山中学校长，上任伊始，就向广乐省省长兼督军陈炯明上书，提倡节育优生，提高人口素质。而当时陈炯明和各地军阀一样都在拉丁扩充人马，且他妻妾成群，子女成排，一见张竞生的报告，将它扔到废纸篓，不仅未被采纳，还被陈炯明视为“神经病”。
次年，张竞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哲学系教授，开设西方哲学史、法国唯物论、美的哲学及性心理学等课，并在中法人学、北京孔德学校和女高师等校讲课。
蔡元培推行学术第一、教授治校、讲学自由、兼容并包，那时的北大，思想自由，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百花竞放，各种学派异彩纷呈。张竞生得益于这样的氛围和土壤，把美学引人性心理学的教学之中。他认为件犹如水，人怕沉溺，就应该了解水的原理并学会游泳，而不应该畏水如虎，不敢接触。关于性的问题亦如此，因为性的知识以及性生活的实行，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一生，而且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他希望改变对于性问题“不敢言之于口，笔之于书”的状况，把性教育作为一种“必要的教育”切实加以推行。
张竞生从1921年至192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6年，那段时间是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经过这6年的潜心钻研，他成为中同性学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学术活动可用“两部书”和“三件事”加以概括。
“两部书”指《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两者都是他上课的讲稿，前者提出性教育和衣食住、体育、职业、科学、艺术、娱乐是创造与组织美的人生观的材料；后者提出“我国若要图存，非先讲求社会组织的方法不可”。他认为，“第一步当学美国的经济组织法，使我国先臻于富裕之境。”“第二步当学日本的军国民的组织法，使我国再进为强盛之邦。”更进一步则要运用“美的、艺术的、情感的组织法，使我国的社会比那些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更好。”这两部讲稿成书于1925年，得到周作人等学者的高度评价，也吸引了无数青年读者，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张竞生在书中提倡“性格刚毅、志愿宏大、智慧灵敏、心境愉快的人生观”，反对“靡靡然的艺术、禽兽式的性教育、下等的娱乐与百无聊赖、毫无目的的人生观”。他主张美的性欲，把性生活作为人的高质量生活的一部分。他批判“资本家的凶恶及守财奴的乏味”，抗议“强国对弱国进行盗贼式的侵夺”，希望我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墨守日本或欧美的成规。在他那个时代，这种远见卓识确不多见，如他主张我国农村传统的迎神赛会只要扬弃其迷信部分而革新其内容，会使广大农民在辛劳之后获得休养娱乐的机会。他还提出新婚旅行、开游艺场馆等设想，都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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