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张竞生在北大设立风俗调查会,开设“风俗学”课程,鼓励学生除学习风俗学的一般理论外,积极进行社会调查,在当时列出的30多项风俗调查中有性史一项。调查会的委员都是大学教授,讨论时担心性的调查会在社会上产生误会,遂表决另出专项。1926年寒假,张竞生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遺法》的征稿启事,征集各人的“性史”,对人类两性关系进行科学研究,他受法国性解放思想影响,想以此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从收到的稿件中选出7篇,包括一舸女士的《我的性经历》、江平的《初次的性交》等,张竞生亲自写序跋及各篇批语,编成《性史》第一集,由他在北大组织的“性育社”印行。
尽管《性史》并非淫秽读物,不无科学道理,是一本讲述科学性行为的资料性读物,但那种小说式的描写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初版1000册,书商见此书畅销,纷纷盗印,引起轩然大波。张竞生不得不将正在付印的第二集追了回来。而许多学校贴出查禁《性史》的布告,反而起了宣传广告作用,使之不胫而走。后来有人假冒张竞生之名出了许多种《性史》,而那些书才是淫秽读物,四处泛滥。
张竞生在《性史》中首先提出女性在性交高潮时能出“第三种水”,并指示怎样达到髙潮的途径,当时他的这个发现曾被讥讽和嘲弄。而西方,过了30多年才有人对此进行科学研究。德国著名妇科专家格莱芬堡此时才发表了有关论文,指出阴道内有一个“敏感的动情区”。到1982年,莱德斯基方出版了专著《格氏点》。我国著名学人林语堂与张竞生同时代,他对《性史》的评价是:“张竞生编的《性史》是那些无聊下流的文人所无法炮制的。”当代的台湾作家李敖认为“编《性史》的张竞生,与主张在教室公开做人体写生的刘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锦晖,被传统势力视为‘三大文妖’,可是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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