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文摘：驳恋母情结
主要的问题在于，和弗洛伊德一样，拉康似乎把人生成长的这些阶段以及恋母情结说成是超越历史的人类经历，尽管他只是把它看作一种文化的而非生物性的经历。甚至连朱丽叶·米切尔也认为，这是男权社会必需的成分，虽然她认为父亲法则最终会消失。
和拉康一样，德鲁兹和瓜塔里认为欲望的形式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社会影响造成的。但是，他们拒绝接受精神分析法，因而，对恋母情结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一个必要阶段的说法构成了挑战。他们批评拉康仍死守在弗洛伊德学派的框架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精神分析法陷入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需求中。他们在《驳恋母情结：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一书中提出了他们的挑战。该书于1972年首次在法国出版。吉尔·德鲁兹是位哲学家和文学作家，费利克斯·瓜塔里是位拉康派精神分析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他们的书宣称重新激起了有关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之间关系的争论，在法国出版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人们将他们与兰恩和库珀相比较，把他们看作是正统精神病学派的敌人。拉康的语言十分复杂且不合常规(弗洛伊德文章的可读性因导致过于简单而常常受到批评）。和拉康一样，德鲁兹和瓜塔里试图对常规语言和常规理论提出挑战，结果，他们在《驳恋母情结：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一书中呈现给读者的世界是这样一幅图景：在那里，复杂和变化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这表达了他们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异 议：任何一种恋母情结观念都暗含着对潜意识的人为的限制，而在潜意识中，实际上一切都是无限开放的。德鲁兹和瓜塔里将人看作“欲望机器”构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类完全可能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机器部件都可以插入和拔出另一个人的机器部件。换言之，根本不存在特定的“自我”，只有欲望机器的不和谐声。行为错乱是普遍的，而不是社会所界定的精神分裂症者的独特命运。但是，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容忍无限而潜在的相互联系和关系，而要设置许多限制，规定哪些关系是允许的，实际上也就是那些与家庭繁衍相关的关系。精神分析法接受了家庭框架，于是便陷入了资本主义的性观念，即歪曲欲望产生的观念。精神分析理论把焦点集中在父母和孩子的三角关系上，反映的是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形式，与资本主义构建家庭的理论是相同的，德鲁兹和瓜塔里认为，个人的意识不是由封闭的家庭体系，而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因此，他们可以用1968年5月表达欲望的事件来分析和批判家庭。这样，欲望就成了社会的一分子，成了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个人精神的一部分。德鲁兹和瓜塔里不是把恋母情结看作拉康所说的人类个体发展中的一个必要阶段，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里比多的惟一有效方法。因此，弗洛伊德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既是欲望机制的发现者，又通过接受恋母情结成了控制欲望机制的组织者。因为，当资本主义个性化剥夺了家庭的基本社会功能而对其造成破坏时，恋母情结表达的是家庭制度的内在化。它是思想的警察。
德鲁兹和瓜塔里借用法国人类学争论中的观点，用他们的退降理论(增加无序）对恋母情结家庭和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欲望机器可以加密或解密：加密会把有关社会及其社会语言的信息放在合适的位置，解密则减少社会信息。解密表示退降的增加，会导致社会失去对机器的相互联系或对“变化”的控制。精神分裂症代表的是解密的界限。德鲁兹和瓜塔里认为，当社会变得越来越“文明”（资本主义）时，欲望机器的加密程度就会下降；社会就会与不断丧失的共有含义抗争，否则，它就会被完全解密（精神分裂症）摧毁。因此，家庭被建成了一个人为的“经过重新领土划分的”单元，在那里，社会控制被重新确定，社会组织形式可以复制。父亲成了家庭暴君，母亲成了大地和国家的象征。这样，精神分析法所研究的恋母情结家庭中个体化了的“个人”就成了一个人为的建构物，其社会功能就是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扰乱社会生活的不正当行为。
这样一来，精神分析法既无法理解欲望，也提不出一个替代解释。德鲁兹和瓜塔里提出了一个替代解释，他们称之为“精神分裂分析法”。这是一个解密过程，其目的是揭示欲望在社会中的无意识行为，以及家庭在响应社会需要以避免不正当行为中的作用。精神分析法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事件，而精神分裂分析法则从社会需要角度来谈论家庭。其目的就是要人们赶紧了解欲望。在现代社会，我们会变得“精神错乱”，也就是接受恋母情结化(和使用精神分析法）；或变成社会所描述的“精神分裂者”来拒绝它；或采用第三种替代法，“使他人精神分裂”，即我们可以拒绝“克分子”自我的虚假一致，这样，我们就能在欲望机器的“分子”层面上经历自我。我们可以开始去发现欲望机器，即德鲁兹和瓜塔里呼应兰恩的说法，将之称为发现“旅程”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主体的真实面目”将会变得更加清晰。
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与豪昆汉姆的研究相吻合。因为其目的是要寻找非异化的激进社会行动方式，而这些方式不应该是传统的集中化的结构(尤其是劳动阶级的结构），因为它们与资本主义也是一致的。1968年，法国的自发行动方式，即“欲望的融合”，提供了替代方式的模式。这种模式挣脱了“正常模式”的束缚力量。精神分裂分析法提供了替代方式：精神分裂者并非革命者，但精神分裂过程是一场潜在的革命，只有超越社会秩序之外的自发团体的行动才能实现革命。革命的结果（这对豪昆汉姆的研究十分重要）是将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人和边缘人推崇为社会改革的真正力量。
反对这些观点的最严厉的论点来自法国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勒费弗尔写道：德鲁兹和瓜塔里在《驳恋母情结：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只有靠生产大量的精神错乱者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这样做是需要极大的哲学傲慢，这只不过是经精神分析法修改和更正过的柏格森哲学的假设。通过将时空分离的办法，这一假设将精神分裂症变成了一种可解释的学说。它将“左派观点”理论化，是落伍的。那些左派观点在将形形色色真实的，但转瞬即逝的问题（如监狱、吸毒、精神错乱等）政治化的过程中受阻，结果倒退到了对政治的否定。不幸的是，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局面拱手退还给了“纯粹的”政治家。
这一抨击非常有力，尤其是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面对社会权力这个终极问题时所遭到的失败。譬如，人们能把所有的“边缘人”都视为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人吗？但是，在谈论某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来看一看这些观点对豪昆汉姆产生的影响。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