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内容之一，它绝不仅是单纯的生理本能反映，而是包含有社会、品质、情感、思想意识等各种因素在内的复杂现象，因此文学从产生之日起，便将性爱作为自己反映和描写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揭示人的灵魂方面有着独特的深刻作用。中国古代文学一直把性作为审美或艺术表现的对象，在各种体裁的作品里从未断绝。从《诗·国风·召南·草虫》到汉张衡《同声歌》、晋-孙绰《小家碧玉歌》、部分六朝民歌乐府和唐诗、宋词、元散曲中的一些作品；从宋玉的《神女陚》到曹植的《洛神賦》和敦煌发现的白居易的賦，以及戏曲中的《牡丹亭》、《西厢记》和自汉代到清代的大量小说中，都将男女两性的欢爱作为直接的表现对象。《金瓶梅》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对性的描写最为深刻，从性反应、性技巧、性刺激、性无能、性治疗一直到各个角色在性欲中情感的纠葛，皆以相当高层次的文笔，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书中反复描述男女之间的床笫之欢，属于低层次的感官刺激，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思想性和美学价值，但作为中国性文化的一个侧面，《金瓶梅》的性描写有助于对人物心理的洞察，有其历史存在的价值。《金瓶梅》中的“性”和《红楼梦》中的“情”，都是我国文化中的珍贵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曾当过文化部部长的中国文学大师茅盾，早在1927年就写了《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他认为，西方小说也有性行为描写，但和中国小说中的性行为描写比较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位专业从事明末清初小说编辑出版工作的专家，从众多小说中，把性行为描写和小说人物的情欲活动，归纳成17个（种）表述方面和方式：如写生殖器；写性交的全过程；写性交的方法；写性交的姿势（包括描绘春宫），写性交工具及其使用；写性欲望和兴奋心理；写性生活的设施；写采阴补阳的导养术等。
我国虽然长期被儒家和佛家思想统治，我国的文学也长期受“文以载道”论的支配，但在小说艺坛却出现性行为的描写，这种情况正如茅盾所述，一是对禁欲主义的反对，二是性教育的不发达。有位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分析此现象时说，在明代的民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争取个性解放的要求和反礼教的思潮之于小说界的作家们以“性与食为天”作为理论基础，宣扬人欲，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观念。有的作家可能出自这样的原因，在小说情节中加人性行为描写。
在性描写上，《金瓶梅》被列于明代“四大奇书”，自16世纪末问世以来直到现今，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它的热情一直未减。对《金瓶梅》的性描写，国内外的研究者仍有较大的分歧。口本有位学者就有些评论者对《金瓶梅》的性描写在内心深处还存在着“淫秽书”这一自古遗训，提出自己的看法.“《金瓶梅》在艳词和缠绵的男女之情之中，重点突出了那些淫秽描写，大量出典了人的本能奔放，以及那些人间本来的性面貌，这是细致的写实。如果像过去的小说那样简洁，或如像《红楼梦》那样含蓄，就不成为问题了。因此若删掉这些描写，不仅《金瓶梅》的价值会减半，笑笑生想表现的意图也就被抹杀了，这不就等于笑笑生没有写《金瓶梅》吗?”的确，《金瓶梅》的性描写属于低层次的感观刺激，有损该书的美学价值，一定程度上对晚明至清代的性文学泛滥起到不良作用。然而作为中国性文化的一个侧面，该书的性描写并非累赘，它是写人物的很重要的部分，有助于对人物心理的洞察。如潘金莲常在做爱时向西门庆提出各种条件或索要心爱的东西，西门庆在“乐极情浓”时与王六儿商议对其丈夫韩道国的“工作安排”，都相当恰切地表现出这些贪婪人物的性交易心理。
当代著名学人陈寅恪说：“《金瓶梅》、《品花宝鉴》等所谓写淫之书，其实那些事与科学的学理相合，并非妄谈。在这方面，西方学者考究得更为详尽。其实，日常的许多小事，细考究之，实际上是人类色欲的表现。也是遵守着科学上的定理的。比如，跳舞时的偎倚跳跃、接吻、握手、嘴上吃胭脂、小儿的揉乳、香水的施用、小儿以食指入口中等等皆是……”有位文学评论家说得好，性与人类同存共亡，文学与性描写同生共长，对文学中性描写的禁止，就犹如对人类的性生活进行禁止一样的荒唐和不可能，结果是屡禁不止，屡毁不绝，禁了几千年，也写了几千年。
评论